在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引起世界瞩目的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适应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新地位，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笔者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五对关系，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继承“老祖宗”与“理论创新”
　　
　　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坚持,离开了“老祖宗”如同丢失了指南针，就会迷失方向。但时代是发展的，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毛泽东同志也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页)毛泽东这段论述,很好地讲出了继承“老祖宗”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作了表率。他一方面极为重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极为重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他在继承“老祖宗”和开拓“新境界”这两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果,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探索,是一项极其艰难、严肃而又崇高的事业。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都应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创新精神,把毕生精力、主攻方向放在理论创新上。要有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攻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与难关,不断取得丰硕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
　　
　　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十分艰难的深层次的科学活动和理论探讨。基础理论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或确实性，因为它概括了研究对象的共性和本质,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因而它是基础、是源泉。如若离开了基础与源泉,应用学科及其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与放松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学科的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应用学科的最大特点在于“应用性”。它与社会、与实际、与效益紧密相联,可直接起到指导、应用的作用。这种学科与基础理论相比,见效快,容易走上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据澳大利亚《时代报》等报道,在一些发达国家,“哲学咨询”已开展得有滋有味。比如“人们花钱来听课”，就为“倾听柏拉图或黑格尔怎样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哲学家们呢?有时会“为企业和政府的知名入士讲解伦理和经验主义”；有时会“请”出“中国的道教哲学家庄子”,告诉前来求咨的顾客。我们且不去考证、评论这些报纸的报道有多大价值,以及哲学咨询带来社会、经济效益的大小如何，但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社会科学的应用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问题是如何开辟一条新的宽广的道路。　　
　　
　　坚持“传统学科”与开创“新学科”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新的学科已近三十多个。笔者把它们大致分以下几个类别。（1）哲学分支类:教育哲学、科学哲学、医学哲学、经济伦理学、比较哲学等；（2）经济学分支类: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等；(3)社会学分支类:劳动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等；(4)语言学分支类: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5)教育学分支类:如控制论教育学,它是教育学与控制论相互渗透的一门交叉学科；（6）其他如战略学、工效学，等等。
　　
　　笔者认为，我们除了坚持现有传统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外，切不可忽略与低估新兴学科的作用。如应用社会学,也叫实践社会学,它是―门关于具体的社会系统、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组成、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特殊规律的科学。再如新兴学科中的战略学，主要研究战略问题，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提到较高的战略上去解决。广义的战略学已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领域，把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下和较高层次上进行考察与研究，以作出科学决策，正确把握全局。显然，广义的战略学对于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实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战略性决策是十分有益的。
　　
　　正因为新兴学科具有战略决策、前沿性、应用性等特点,所以,我们在加强对传统学科研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对各门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立足本国”与“借鉴外国”先进成果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一个立足本国与借鉴外国的关系问题。所谓立足本国研究,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进行理论探讨与理论创新。
　　
　　党的领导人历来将社会科学的研究立足于本国。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探索出了由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与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年代,邓小平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道路。这些都为理论战线立足本国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树立了光辉榜样。
　　
　　诚然,在立足本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决不能排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果的借鉴。但是,“借鉴”决不是大量地“引借”外国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完全按照外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思路、逻辑方法去研究,而要将“借鉴”的理念与方法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研究思想方法,进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
　　
　　“理论研究”与“市场经济”
　　
　　哲学社会科学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个政党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领导和推动社会进步、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不能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不能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依托。哲学社会科学落后或方向不正,理论上的僵化或偏离,必然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偏差和失误,使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为此,这项极其严肃而又艰难的事业,必须由党和政府拨款来兴办,必须由党和政府过行统筹规划与管理。
　　
　　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问题。这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较容易转化成商品,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在吸收聚集人才、科研经费、优势学科,研究诸多方面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所以,在当前深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一方面,正确认识与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一般而论,哲学社会科学并不属于社会生产力的范畴,因而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来说明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来看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高度,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高度来说明。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决不能搞自我封闭式的、自我循环式的研究,而是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社会,走社会化、市场化、决策化的道路。这是时代的呼唤与要求，也是势在必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既不能从眼前的经济利益的高低、个人收入的多寡来着眼做研究,又要坚持不保守、不轻浮、不哗众取宠、不追逐名利,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的要求,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树立为党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敢于攻克与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与高峰。

作者：孙纪成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