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8月6日是吴纪先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日，本网特编发一组文章以资纪念。

往事历历忆恩师

高玉芳

今年8月6日是吴纪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算来吴老师已去世17个年头了，许多与老师一起学习与生活的片段也被岁月冲淡了，但终究还是有不少情景无法磨灭。

我是1963年被武大录取读研究生，但因那年海河流域暴雨，洪水冲毁了京汉铁路，我报到比规定的时间迟了半个多月。吴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比想象中的要年轻，漆黑的头发同白皙的面容对照格外精神。

第一学年开始不久，吴老师给我指派一个作业，他随手拿出一本俄文期刊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篇短文要求我笔译出来。我很快地浏览了一遍，发现文章内容常见，不过感到这样的作业分明带有考试性质，自然很认真对待。我交卷几天后，吴老师把我的译稿全文校订后退给我，告诉我翻译应该准确表达原文全部信息，不能仅仅满足于表达一个大概的文义。在老师的示范面前，我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态度都相差很远很远。过了许多年后，我也做了老师，慢慢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吴老师还为我学英语做了安排，特别提醒要学会欣赏语言。后来我来到北美经济研究室工作，听他谈论外语问题的机会就更多了。他曾经同我校一批老师参加翻译外国历史书的工作，他的任务是翻译芬兰史的某一部分。他遇到原文当中不少背景不清楚读不懂时，总是反复查书，完全弄明白才罢手，这样要求会增加许多的工作量。吴老师英文好这不难理解。我问他俄文是何时学的，他说是请白俄老师教的。过了多年后我才知道，英文和俄文是旧中国考外交官的必考科目。早年的严格训练与后来坚持不断地学习使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

大体上说，我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习算是正常的。第二年就是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去就是一年半，至于专业学习只好打折扣了。从乡下回校以后，吴老师还是给我提供一个接触专业的机会。他要我写一篇有关瓦尔加新作的书评，当时20世纪资本主义一书的中文本出版不久。吴老师还找出一篇他收藏多年的文章给我做参考，那是吴清友先生写的。在批判苏修九评的影响下，我那初学者的习作也会沾上一些烟火气，不过马克思主义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却一直引导着我的学习兴趣，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研究生有时参加本系的活动，有时也单独活动。经济系的文革运动，也有打倒学校一级的“三家村”和本系的“三家村”，吴老师还算幸运。在襄阳分校的时候听到郭吴新老师谈到此事，他说，对吴老师大家都是爱护和保护的。文革开始那年我应该毕业的，可是要留在校内参加文革，这一拖就到了1968年，读硕士竟有了五年的学历。这年春夏之交我终于被分配到工厂工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老师，他也为我高兴。这时，我注意到老师的双鬓已变灰白。

再次见到老师已经是1974年暑期，我被调入武大经济系。我非常希望能有个机会继续学业。别看离开学校六、七年了，我的心底里藏着一个“未完成学业的情结”，期望有机会能够弥补。

这时襄阳分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逐渐恢复。北美经济研究室安排在红砖瓦房端头的三间屋里，贴墙而立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文书刊，大家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吴老师与朱景尧老师同中青年老师们朝夕相处。那时，吴老师都是住在单身宿舍，吃集体食堂，要不是有出差任务，每个学期都留在分校。艰苦的农村生活环境似乎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吴老师领导研究室的同志们全面地推进着各项工作。全室研究人员都参加战后美国经济周期与危机的研究，还带领周茂荣老师与李存勋老师编写《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一书，着手并同赵德縯老师合作开展加拿大经济研究。研究室不定期地出版北美经济资料，这在当时外国经济研究工作薄弱，特别是文革年代不少单位工作中断的条件下，能够坚持跟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运行是很有意义的。

吴老师在研究室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我们都知道的。我记得他曾经在短短几天内赶出长篇文稿。因为他平日留心，充分了解背景，善于娴熟地使用统计资料，所以行文迅捷，出稿快，反复修改两遍就可以交卷了。他写字非常快，而且好像非常用力，写到临近结尾时，以至每个笔画都敲得桌子当当响。我在一旁听着这激情写作的声响，不由得想到啄木鸟的叮咚乐章。我有一次对陈毓华老师谈起这件事，她竟不太相信。我敢说，这是我亲眼所见，也绝非仅有一次。

吴老师还擅长扑捉课题，向研究生建议的课题，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并且认为现实生活中有用的。他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从来不傲慢，不居高临下，不教训人，不嘲笑人，待人平等言语平和。偶然也有失常，有一次，朱景尧老师为了一个专业术语的译法征询吴老师的意见，结果两人争吵起来，他们这把纪早应该就过了争胜好强的阶段，何以为了一个小词而争得面红耳赤? 我知道这恰恰是在他们各自熟知的领域里，各有近乎固执的坚持，把温良恭俭让置之一隅。

襄阳分校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结束之前，大家理所当然要为国家前途担忧。在谈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时，我记得吴老师常说到“老成谋国”。我曾问过老师，既然文革的教条把大家紧紧地束缚着，后人怎敢改弦易辙，吴老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勇敢地走出困局，这是表达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这时吴老师年届六十，但是他身体健康，工作欲望强。1977年结束了分校生活，经济系与哲学系全部迁回武大本部，吴老师的工作更多了。有一段他担任系主任，并且帮助筹建管理系。他太忙了，同老师无拘无束交谈的机会再难找到。后来吴老师年近八十了，显然被老年性疾病所困扰，许多很想听听他的见解的问题，也无法讨论，为此我深感悲凉和寂寞。

吴老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50年他结束在英国从事的研究准备回国，曾经遭到英国政府阻挠，他同一批留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申明，要求回到新中国。他说这段历史应该查得到。我还记得，曾谈到如今的社会风气，他的一句话令我记忆深刻，“如果那样的话，就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期望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永远不要旧社会的沉渣泛起，永远不要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我相信这正是吴老师的愿望。

高玉芳，1963年吉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同年考入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读研究生，师从吴纪先教授。1968年分配到湖北开关厂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和职员。1974年调入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北美经济研究室。1982-1984年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1993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退休。

纪念吴纪先老师诞辰100周年

南开大学 宫占奎

本人1978年考入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吴纪先教授，1981年毕业，留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5月调南开大学工作至今。

在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学习和工作的将近5年时间，吴纪先老师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一生中受益最深的恩师和前辈。

吴老师学术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对我影响极大。我读硕士期间，吴老师教授我们国际贸易、专业英语课程，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对我的论文写作指导，从选题到提纲敲定，再到论文写作，最后的论文答辩，老师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导师提到的写作方法一直影响着我一生的学术发展。导师提出，在动手写作论文之前，首先要把相关资料整理完整，一是统计资料，二是相关理论，二者缺一不可，尤其是统计资料，因为从经济学发展角度分析，先有统计资料，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才产生经济理论。如果没有统计数据作为论文写作的基础，可能文章得出的结论与实际不符。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以及在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工作期间，我对统计数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研究数据的变化以及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参考相关经济理论，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写作。调到南开大学工作，我选择了教授世界经济统计课程，尤其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收支课程的教授，首先是导师的启发与教导，认为这门课程对学生今后的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很大帮助。另外的因素是对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朱景尧教授、南开大学陈荫枋学术风格和为人的崇拜，使我喜欢教授这门课程。

我在南开大学期间，尤其是最近的20年中，尽管研究的对象是APEC和FTA问题，但对经济统计课程的教授始终利用最新统计数据，紧密跟踪联合国统计署和IMF的统计方法改革，教授给学生最新统计知识。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成果显著，主持的多个项目得到教育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的表扬。

回顾在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和恩师对我硕士毕业后的工作构建了一个发展平台。我在学期间，导师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周期和危机问题，导师1976年就出版了《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一书，1978年又出版了《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我在学期间深入学习了恩师著作，体会到恩师提出的统计数据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的意义所在。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支持，阐明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问题是不可能的。

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经常与恩师有书信来往，恩师的教诲以及恩师对学生的无私帮助影响着我的工作，其中在生活方面，恩师总是问寒问暖。所以我当了硕士、博士导师后，对我的学生除了学习方面的指导，生活上也尽我所能，让学生感到学校的温暖，感到导师的亲情，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获得优异学习成绩的有力保障之一。

在纪念恩师诞辰百年之际，回顾恩师的教诲，回顾自己成长历程，感谢恩师！感谢母校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

2014年8月于南开园

宫占奎，南开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APEC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天津市人民政府授衔世界经济专家，天津市劳动模范。

深切怀念我的恩师——敬爱的吴纪先先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宋玉华

2014年8月6日是我的导师——敬爱的吴纪先先生诞辰百年的纪念日。等待纪念会信息的几个月来，我在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美加经济研究所学习的往事，一幕幕地在脑海重现，在心胸撞击……。

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深深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吴老师，是您在1978年10 月力荐录我进入武大美加所攻读硕士学位；是您，在我于当年11月底报到入学即面临期末考试重压下鼓励我好好准备应试；是您，在1981年帮助我顺利完成论文和论文答辩；还是您，在我面临毕业分配的那个艰难时刻，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事后我才从茂荣老师那里知道您曾亲自去学生科了解我的分配去向，并为此而动怒……。

最让学生忘不了的，是您关于我学位论文选题的深思熟虑与不懈坚持，指导我从事美国三级政府财政关系的研究。你对美国经济运作与政府财政关系的远见卓识，您关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真知灼见，学生在数年后才真正领悟。

我们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研究生，国家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届大学生中选拔出来，加以培养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人才的急需。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主任和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先生始终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坚持把学术研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对我们学位论文的选题，导师费尽心血，悉心思考选择。老师要求我做美国联邦政府与州与地方三级政府财政关系的研究。老师对我说，美国那么大，各项事业光靠联邦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发挥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权与事权的分配与执行对中国政府一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时的中国财政体制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采取统收统支的办法，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易发挥。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因此，集权与分权的讨论与改革方向的选择成为当时的热点问题，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方向选择，成为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加快发展的瓶颈。对此学界应当结合国内外做法与经验加强研究、参与讨论。

无疑，我很明白导师的这个选题立意高远、极其重要。然而在开始准备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可获得的美国资料极为有限，一手资料几无（当时尚无网络）；而国内资料也难以从相关部门获得，我陷入了犹豫和困惑，甚至一度想到放弃。是吴老师的坚持、指导与给予我的切实帮助，使我坚持了下来。我除了尽可能利用所里的资料外，又设法从北京获得一些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加以消化与思考，有了一些思想并最终完成论文。1981年10月9日，经吴先生和校内外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评审，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优秀。当时，我非常高兴，对导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在日记中写到，“三年紧张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我将以全部身心、孜孜不倦地投入社会为我安排的新生活，决心克服困难，去把握人生、战胜人生！”回顾30多年来自己走过的道路，自信我是这样去做了。在老师给我开辟的美国经济这块土地上不懈地耕耘，用辛勤与汗水，换来一些哪怕是极微小但却属于自己的果实。如今可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的是：吴老师，学生没有辜负您的厚爱、培养与期望。

尊敬的吴先生，学生永远怀念您！您深明大义、禀直忠厚、朴实无华、坦诚大度、献身国家的高尚品质与敬业精神永远是学生的楷模；您辛勤操劳、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永远是学生的行为准则；您的音容笑貌已永远铭刻在学生的心中。

2014年8月5日

宋玉华，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1978年至1981年师从吴纪先教授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武大毕业后曾先后在国家物价局、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现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纪先教授生平

1914年8月6日生于江苏省松江县。1925年毕业于家乡的公立第二小学。1931年毕业于上海民立中学。1934年毕业于旧海关在前“北平”设立的“税务专门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海关工作，先后在上海、汉口、重庆海关任职。1941年从重庆海关被借调至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工作。1943年底赴美国留学。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48年在联合国在上海设立的“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任“经济研究专员”；年底随“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迁往泰国曼谷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其他同事们分工编写1947年和1948年度的亚洲远东经济情况报告。1949年辞去联合国职务，赴英国访问，在牛津、伦敦从事写作约10个月。

1950年5月离英回国。1950年9月起任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教授。1951年参加民主建国会；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专著《东南亚经济概观》。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译著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彭尘舜合译）。1961年发表《盛宣怀与中国革命》《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197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应城膏矿史话》（与汤在新合编）。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主编）；同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翻译门德尔逊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二卷（与郭吴新、赵德合縯译）。1978年被推举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湖北省代表；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主编）。1979年发表《战后美国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加拿大经济》（与赵德縯、高玉芳合著）；同年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主持编写）。1980--1983任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经济系主任。1981年11月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发表《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杂志1981年第1期）。1981—85年间任武汉市第五届和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83年发表《美国政府干预国内经济情况概述》（《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发表《试从理论上探讨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问题》（《世界经济》杂志1983年第8期）。l984年发表《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关系的变动与发展小城镇问题》（《江汉论坛》l984年第4期）。1986年任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年发表《80年代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世界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 第一作者）。1989年由999策略白菜手机论坛出版社出版《美国五十州》（主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战后美国加拿大经济周期与危机》（主编）。1997年11月17日病逝。（姜文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