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杰

我们在武大毕业时，按规定应写毕业论文。但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写好，系秘书陈俊说，她可以去请研究生留校的曾启贤给大家讲一讲。果然不久 曾启贤就应邀与大家作报告了。他文质彬彬，谈吐自如。首先讲毕业论文要写好必须选题要好，要观点鲜明，立意要有创见，所论要有针对性等，并以他写的论文为例来说明。这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写论文的法学院和文学院的学生来说，的确很有帮助。
后来，我在与他谈武大"六一"事件、解放前夕的斗争等事时，我才知道他和一些年轻老师，早已在研究形势，想方设法了解解放区的现状，找毛主席的书来看，思想早已倾向进步了。
实事求实的说，武汉地区的经济学者中，首推他和董辅仁二人的水平最高，可与北京的经济学家比。遗憾地是他两人都去逝早了一些，否则他俩的供献会多得多，留下的作品会更好。
1977年,当邓小平已作为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了,为此成立了"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等人主持。他们要求编一本< <马恩列斯毛论社会主义经济>>的书，此任务交由于光运的助手代成(北京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南下找学校写。武大派出经济系副主任曾启贤和汤再新参加,我校则由系主任杨怀让和我参加.组成编写组并任组长，在我校组织编写。
北京派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林子力和< <红旗>>杂志苏星来我校说明如何编此书:一，此书是中央政治研究室要编的;二，是为了更好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工作要严格保密不外传;四，要在半年之内编好；五，要集中100师生脱产迅速进行;六，所有马恩列斯毛有关经济论述必须全部编入,不能少编；七，编好的书和全部有关资料全部上交。
我们在我校组织了100师生,从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中将所有经济观点剪下来,贴在卡片上,又分别将有关问题分类.然后由留下的教师再一次审查最后决定，其中有认识不统一的卡片,就由我们4个组长决定。
我们越编感到问题越多：1,为什么不在北京而要跑到武汉来编？2,为什么编语录要绝密,而不能外传？3,为什么所有经济观点,包括与过去和当时政策有矛盾的都要全部收编,其用途何在？4,为什么所有编好的书要全部直接送北京,而我们4个负责人也不能每人留一本？5,如果将来有问题,由谁负责？因此我们越编越感到有问题,而且肯定不小.因此我们和学校领导也越来越不安和紧张。
后来曾启贤说,此事太危险了,建议到上海看看，大家决定由他去了解。他到上海社科院,他们正在编政治经济学教料书,而且不少问题争论很大.到复旦大学,他们说毛主席说斯大林不讲阶级斗争,所以编的语录已上印刷厂的版上的，也把斯大林部份撤下来了。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将这本书分为两本,先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好在上交后不久"四人帮"被打倒了。
1981年我们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按劳分配讨论会,主持人于光远在台上举起这本书,说当时是为批判"四人邦"控制的< <红旗>>杂志准备的,通过打语录战夺< <红旗>>的权,又拨乱反正.这本书立了大功,会后又请我们4人去他在史家胡同的家作客。于光远告诉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大的改革，建议大家读东欧科尔内的< <短缺经济>>等书。我们由于英语水平不高没法读，老曾在读研究生时，就曾与万典武二人为培刚师的< <农业工业化>>英文本翻成中文本，所以他很快去读了这些书。并且主动将其中的重要观点告诉我们结合我国的改革进行研究。他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使我们受益不少。但当我班聚会时，请老师时他却不承认是老师，说什么他最多只能算个学长。他写的一篇最后的文章，就是关于资源短缺问题。指出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更是有限的，资源开发应是有度的。所谓"地大物博"的我国，必须重新认识资源，节约资源而不能浪费资源。这篇要文，为当时不计投入，只讲产出的建设思想敲起了警钟。
曾启贤的夫人丁芸在文革中去逝了。他在百忙之中也知道缎练身体，我曾看到他在武大当时唯一的网球场上，和我班同学皮公亮打网球。当时网球还是贵族运动，买一幅网球拍要花几个月伙食费。公亮父亲是湖南大学校长，当然有钱，而且又年轻体壮。而启贤学长却文质彬彬，体瘦力小，但他却可来往对攻，使人难于理解。加之运用惋力很大，所以我们都只是看看了事，从来不打网球和蓝球与足球。这不仅是挤不上去抢球场，而是体不壮、力不强的结果。我和陆宜勉主要是练单双杆和游泳，王孔旭不搞这些却打麻将，结果不仅段练了他的思维而且提高了他的计算能力，还为他带来了不少额外收入。
早些时候我去武大时看他，并建议他找个老伴，他拒绝了。改革开放后，他作为博士生导师工作特忙，我又与他建议再找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并推荐低我一班的在京工作的杜同学，而且告诉他我还可为他牵线造桥。他说承蒙关照：他有两个儿子，小的一个幼时就过继与上海的姨妹了，大的一个有精神分裂症，杜同学要求很高，不可能。要我不要再谈了。后来有人说他的一个博士生很靠近他，他以年纪差别大未点头。只是在他去世后的遗书中，把他写的书和论文，指名要她选几本作纪念。她从美国回来悼念他时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