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杰

解放前夕，我在武大读书时，就知道低我一班的董辅礽，因为他那时就很活跃。解放后，他留学苏联，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作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出版了< <国民收入分配>>一书，我买了一本来看，是讲苏联当时国民收入的生产，特别是分配。这对我国当时学习苏联是有参考价值的。
改革开放后，我经常去北京开会和参观访问。有时间首先就是去看望在大弟家的母亲和二姐；然后就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已任副所长的董辅仁要资料。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很亲切的说:曾启贤曾多次与他谈过你，何况你又是我的学长。并向我了解武大、和武汉高校的情况。我说大家离北京远，信息又不大通，所以来京第一是向你要资料；第二是了解中央有关新精神。他说没问题，随后就把我带到资料室去，请资料室主任将有关中央新精神和经济理论方面的资料给我，他自己也帮我选。并且告诉资料主任说，以后我再去要资料时，既使他不在，也请她照样帮忙。后来，他又带我到他的办公室，从书桌中拿出他参加当时中央宣传部双周座谈会的讲话记录告诉我。当然，我同时还要去人民大学看我作研究生时的老师，向他请教中央有关精神，还要去高教部找政教司李正文司长，他曾是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我的妻子郭慧珍曾与他作过秘书。但资料给的最多，新精神讲得最新最具体的还是董辅仁同志。
正是由于他们的具体又多次的帮助，不仅对我的教学、研究及其改革有不少帮助。而且通过我在八十年代，多次与武汉市领导讲有关经济改革和新方针、新政策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曾启贤曾告诉我，改革开放初，董辅仁任经济所所长是民选的，开始他坚决不干。后来我问董辅仁，你为什么不干？他说：不是任命而民选，过去从来没有过，怕别人攻击为变像夺权。而且当时两派各提各的名，又争夺不下，由于他未卷入派系斗争，才票最多当选。而且当时社科院领导曾直接告诉他，基层事业单位的领导由大家选出，上级党委批准。他这个 所长就是试点，他才放心做了这个民选官。
我认为董辅礽在经济改革中的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国家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下允许由经管人经营，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减少官僚主义：二是肯定温州模式，主张发展民营经济。当时争论十分激烈，而董辅仁是少数派的领头之一。我曾问过他，你不怕犯错误吗？他说当然怕，但身为社科院的经济所，是中央改革的三个参谋团的下单位，不挑这个担子就自己滚蛋。你如果不在学校而在我的位子上，我相信你也会这样作的。我笑了说，可能会这样干，但肯定没你干得好。
2004年董辅礽因病去世了。但他早已被公认为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