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经商下海的观念在不断嬗变。1993年刚下海之时，我常与朋友谈：假如我10年前就下海经商，圈子里的人一定会说，陈东升犯了什么错误，别无他路，被迫经商；假如我5年前下海，圈子里的人会想，陈东升一定是仕途暗淡，本事不大，另找出路；现在下海经商，创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圈子里的人都投以敬慕的目光，“哥们有本事”。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对社会对经商下海观念嬗变的生动写照。当人们观念更新过来以后，大批优秀人才才逐渐从大学、机关转向了商界。而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也就从90年代开始，才如雨后春笋。
准确把握时代的特点。在毛泽东时代，为了建立没有剥削的新国家而进行武装斗争，扛起枪杆子进行革命是青年人前途之所在。现在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是为了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近150年来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富民安”的强国之梦，经济建设已成为时代主流。我们要摒弃官本位的思想，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适应时代，从事经济建设工作，无疑是当代优秀青年人的出路之所在。
下海前的潜思想准备。1988年我刚从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跳槽到《管理世界》杂志社，新官上任，总要有点创新。我和部下开会，研究刊物如何发展，我说：“回想自己在研究中，每每必读的那些世界著名经济刊物，什么《时代》新闻人物啦，什么《幸福》500家啦，我们办刊物应该向人家学习，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我的同伴说：“那我们也搞一个中国500家吧。”就这么一个动议，我们在国内首先推出中国500家大企业评估，并推广了今天司空见惯的一个改革术语“国际惯例”。在研究世界500家企业的过程中，当时日本的泡沫经济还处于鼎盛时期，世界500强，日本就占了110家。我心想，日本人和中国人应该没有种族上的差异吧，我们为什么输给他们呢?同时，在分析世界500家最大企业时，还惊异地发现，世界500家企业的数量的分布，正好和世界经济强国的排序完全吻合。我一下子领悟到，经济的强盛实为企业的强盛。没有拥有一批跨国大企业，国家强盛将是一句空话。
坚定下海的决心。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们静下心来反复苦苦思考，不是对国家的悲观，而是透过前苏联东欧的变化反思中国的出路。80年代活跃在改革思想理论舞台上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了彻底的分化。一批到了海外，成为留学生；一批“下海”经商，创办现代企业；还有一批继续留在政府，为国效力。
“爬梯子"与“搭舞台"。记得在母校读书时，男同学对自己未来职业选择的排序是：首先是当教授、科学家，其次是企业家，最后是从政。当大家踌躇满志走向社会后，男生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对职业的追求，以及对成功的定义正好和学校完全颠倒了过来。但从稀缺性和风险理论来说，正好能说清这个问题：治理国家的位子是固定的而极其稀缺的，所以风险是最大的；企业家每天都在出现，每天都在塑造，企业家对社会是多多益善，但经营企业是一个大系统工程，也有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而从事学术和研究，是超级个体户工作，相对前者，风险最小，自己把握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爬梯子”和“搭舞台”的理论。从政犹如爬梯子，上面的人不前进，后面的人再有本事，也只有干瞪眼；办企业，犹如搭舞台，庸才搭草台，人才搭舞台，天才搭巨台。
因人而宜。下海者对行业要有个正确的选择。我1990年访问日本时，边访问，边想一个问题，假如我留在了日本，能干什么?如果只想自己一不懂技术，二没有一技之长，那只有流落街以头乞讨为生了。但反过来一想，自己有头脑，善管理，聚合各种资源，说不定能干一番事业，想到这里，那真是越想越兴奋。
自己下海选择什么行业呢?产业兴国，高科技有前途，但自己是学经济的，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对科技一窍不通，优势发挥不出来。想来想去，觉得从事服务业是自己之所长，所以总是做咨询、办杂志、搞拍卖、经营人寿保险等。
“南方模式”与“北京模式”。90年代初的下海浪潮，综归起来有两种模式。一日“南方模式”，其特点基本是圈地式的，社会时兴什么就做什么，高速度，高负债，产业多元化，例如“万通”、“恒通”等；二日“北京模式”，其特点是寻找市场的空缺和盲点，高起点，专业化，营造一个好企业，带动一个行业或产业的兴旺，例如“中期”和“嘉德”等。
什么是“发大财"。企业家对发财要有个正确的心态。中国经商走过三个阶段，也是我常说的，最初一般是被动式的为生活所迫，发财靠的是“胆子”；双轨时期，靠的是“路子”；90年代后，特别是现在，越来越靠的是“脑子"。一夜之间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急于求成的心态不成。
做生意，拿一单做一单，这种挣钱模式是永远也做不大的。经济竞争的成熟就是专业化的分工，把企业当事业做，走专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让企业在不断地赢利状况下永远经营；通过上市让企业资产不断扩充增殖，来实现自己的经营梦想。
（作者为经济系1983届校友，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
